宰相制度是中国封建官僚机构的首揆制度,是封建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机关的枢纽,是君主王权的派生物。君权滋生了相权,相权辅佐了君权;君权产生之日,也是相权形成之始。帝王是一国之君,宰相是百官首脑,“国不可一日无君,朝不可一日无相”,君明万机顺,相贤吏治清,它们是相辅相成的。帝王统治天下,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宰相出谋划策,发号施令的。自古以来,选贤任能,择官拜相,是封建政治的首要任务。有国就有宰,有君就有相,宰相制度贯穿封建王朝的始终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,宰相名称多变,宰相制度多变,宰相权位多变,宰相命运多变。一部《宰相词典》是一面多棱镜,反映了宰相制度的起源流变,透视了官僚机构的利弊得失,折射出封建政治的风云变幻。
  我们所说的宰相,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所谓广义,凡是辅佐君主、国王、皇帝治理天下而身居百官之长的,国之宰而王之相,虽无宰相之名,而有宰相之实者,通称为宰相。所谓狭义,专指官名为宰辅、丞相、相邦、相国等官员,名实相副。在中国历史上,这个身居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的首脑官,真正称“宰相”的时代并不多,严格地说只在辽代、元朝等少数朝代,才称首相或宰相。战国至秦汉,或带一个宰字(如宰辅),或带一个相字(如相国),很少有“宰相”两字连用的。隋唐两宋,虽官居“宰相”,但官名大多既非宰,也非相。因此判断是否“宰相”,主要是看他们参与政治的实际权力和当时代的相应称谓而定。在大多数朝代,宰相只是一种习惯的称呼,而不是正式的官名。

  一、先秦宰辅的由来

  夏商时代,宰和相是两种职能完全不同的人员。宰,最早是负责宰杀、屠戮牲畜的人。相,是辅助之意 《管子·五行篇》说:“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,神明至。”其后,如《左传·定公元年》说:“仲虺居薛,以为汤左相。”《孟子·万章上》说:“伊尹相汤,以王于天下。”都是指有才能的贤人辅助君主,治理天下。“宰则治食,相则佐政”,由于宰、相经常接近君主,办事能干而得到赏识,受到信任,时间一长,由心腹而干预政事,位处要津,起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但当时宰和相两个名称是分离的。春秋时代,天下动荡,世卿、大夫权力开始膨胀,各自为政,对抗周天子。为扩充封地,加强实力,招揽得力人才,以资辅佐,宰辅、相国之类官员开始出现。齐桓公以管仲为相,既是辅佐之意,也是职称上的定格,成为相制雏形。公元前547年,齐景公以崔杼为右相,庆封为左相,形成宰相的正式官名。不久各诸侯国普遍采用。如子产相郑,晏婴相齐,伍员相吴,甘茂为秦丞相,孙叔敖为楚令尹(楚无相国之制),丞相、相国等官名频频出现。战国时代,名士贤宾为各国竞相聘用,登坛拜相者接踵相继。例如战国初期的魏国,魏文侯先以其弟季成子为相,接着翟璜、李克、李悝一个个戴上相冠。魏惠襄之世,田文、公叔、惠施等或来自本土,或为客卿,都因才华出众而深受重用,先后拜相。秦武王二年(前309年)分设左右丞相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“(秦武王)二年,初置丞相,樗里疾、甘茂为左右丞相。”秦昭王十二年(前295年),以穰侯魏冉为相国。嬴政为秦王时,称丞相吕不韦为相邦,尊为仲父,另有丞相昌平君。统一六国后,李斯由廷尉升至丞相,二世诛李斯,升赵高为中丞相(由中朝宦官升迁)。稍后,丞相、相国的名称遍及东方列国。在秦国,丞相和相国同时并用, 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云: “相国、丞相皆秦官,金印紫绶,掌丞天子,助理万机。”先秦时期,还出现过“相邦”的官称,相邦和相国,为先秦相职两种不同名称,只是汉初避刘邦之讳,一律改成丞相或相国。
  “宰”和“相”二字连用,最早见《庄子·盗跖篇》: “子张曰: ‘仲尼、墨翟穷为匹夫,今谓宰相曰,子行如仲尼、墨翟,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,士诚贵也。’”此后宰相之名不断出现。但这都是对辅佐天子的大臣们即“相”的通称,并非正式官名。后世沿用宰相之名,也是对宰辅卿相一种习惯称谓。

  二、汉晋南北朝相制

  汉承秦制,稍有变革。秦设左右丞相,刘邦建汉,于汉高祖二年(前205年)以曹参为假左丞相,右相虚位。不久以萧何一人为丞相,不分左右。孝惠、吕后设左右丞相。汉武帝为加强皇权,临事亲断,在宫中设立内朝(中朝),国家重要决策常由皇帝和以尚书为首的左右内朝官议定。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成为奉命执行的政务机构。此后,宰相由一而三。汉成帝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,与大司马、丞相合称“三公”,同为宰相;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,职同丞相。
  东汉时,太尉、司徒、司空“三公皆为丞相”。但此时尚书的权力加强。当时尚书署改为尚书台,下置六曹分管政务,尚书台长官,“总领纲纪,无所不统”,出现了尚书台与宰辅争权的情况,但“三公”的宰相地位仍未动摇。
  魏晋南北朝时,情况比较复杂,史家分歧较大。《通典·职官三》云:魏晋“中书监、令掌管机要,多为宰相之任。”《文献通考·职官三》云:“至魏晋以来,中书、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……凡任三公者,皆备员高位,畏权远势之人;而三公之失权任,中书之秉机要,自此判矣。”《历代职官表》卷二“宋齐梁陈条”按语说:“侍中参掌机密,亦为相职。”同书“后魏条”按语亦云:“侍中称为宰相。”此外,魏晋南北朝的尚书令、尚书仆射或录尚书事,均为相职。但两晋时期,司徒、司空、司马这三司(三公)名义上仍然是宰相。当时风尚还很看重三公,若尚书台长官而未登三公,被视为终生憾事。这个时期社会纷乱,各朝各国,均有自己的设官方式和官称,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,是不是“真相”,必须看其是否具备三个条件:一是有参政议政、决定方针大计的决定权;二是有监督百官、罢免百官的执行权;三是要“政出相府”,即要有权威的办公机构,如丞相府、朝会殿、政事堂。凡是具备这些条件,均可视为宰辅。中书监、中书令、侍中,尚书令、尚书仆射、录尚书事,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王朝中,都曾是相职。具体地说,曹魏时,先是尚书令、尚书仆射、录尚书事执掌国柄,为宰相。后期中书监、中书令成为决策的首脑。西晋时期,丞相、相国、司徒时设时废,而中书监、中书令管理机要,成为宰辅。西晋后期,丞相、相国不是一般人可任,非王室权臣莫属,如赵王伦、成都王颖手握兵权,自任宰相,觊觎帝位。东晋时,先是丞相、大司徒、大司马权重,但也不常设,“三公”仍为宰相。后来变革,只有录尚书事、或中书监、中书令,或加上“都督中外诸军事”头衔,成为实际宰相。
  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,除了沿袭上述名称外,还有侍中“预闻国政”。南朝时门下省权力膨胀,侍中权位日重,亲近宫闱,“得天先机”,与尚书令、尚书仆射或中书监、中书令并驾齐驱,时称“三省长官”,同处宰相之位。南朝虽有丞相、相国职官名称,但只是“备员而已”,而无实权。

  三、隋以后宰相制度的演变

  隋代因“天下初定”,宰相制度处于“过渡阶段”,既承袭北齐、北周,也有变革创新。尚书、门下、内史三省地位日重,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首脑机关。三省中尚书省的尚书令、尚书左右仆射,门下省的纳言(侍中改名),内史省(中书省改名)的内史监、内史令均为宰辅钧衡之任,但尚书令不常授人。因此宰相一职主要由尚书左右仆射、纳言及内史令分掌,逐步形成内史省决策、门下省审核、尚书省执行的三省鼎立局面。三省长官鼎足并驾,同执朝纲。隋朝也设司徒、司空、太尉三公之官,地位优崇,但无实权,已不是宰相之职。隋朝统一全国不久,就正式废除了“三公府”。从此三公既无官署,也无职事,更无实权,其设置只是用于优待前朝旧臣和处理勋戚闲官而已。
 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期,官制设立日臻完善,宰相职称逐步规范。唐初承袭隋制,以尚书省的尚书令、门下省的侍中、中书省的中书令同为宰相。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加强,皇权和相权间的矛盾显露,朝廷就采取“多相制”,分散相权,以宰相官署“中书门下”为名,凡冠以“中书门下平章事”、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者,均为宰相,多相制成为唐朝宰相制度的一大特色。武则天革唐命时,宰相人员多达17人。相多而滥,甚至出现了专事伴食伴游、吟诗作画、斗鸡玩狗的“清客相爷”。从总体上说,唐朝宰相分内相、外相、使相三类。玄宗时正式设立翰林院,凡皇帝诏令、官吏任免、征战檄文,甚至“麻纸拜相”以及重大决策等,都由翰林学士等起草发布,预闻朝政,时称内相。外相就是上文所说的三省长官,及一批加上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的外朝宰相,负责朝廷日常行政事务及对官吏考课升降等。使相则是为笼络藩镇节度使和封疆大吏,常常给他们加上“中书门下平章事”、“同中书门下”等头衔,以示其“出将入相”之尊。唐朝中后期,是中国历史上滥施相位、廉价拜相时代。
  五代十国时,相制基本仿照唐朝,仍以尚书令仆、侍中、中书令、同平章事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为宰相。但也有例外,在吴国设大丞相,楚国、吴越有左右丞相,南汉称参知政事,都执掌宰辅权力。
  两宋320年间,宰相制度发生大的变化有五次。第一次,北宋初期,沿袭唐制,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衔,参知政事为副相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“同平章事”,其人数一般由两至三人分任,轮流到政事堂值日掌印。参知政事即副相,起初不宣制,朝参时不押班,不能登政事堂,不掌印。开宝六年(973),宋太祖赵匡胤为集中皇权,分散相权,准许参知政事登政事堂与正宰相一同参政议事。太宗至道元年(995),又准许副宰相与正宰相一起轮值掌印,押班奏事。正、副宰相几至并立,正相权力大受制约。第二次,神宗元丰五年(1082),改制创新,恢复三省制,设置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令三省长官,以尚书省的左仆射兼门下侍郎,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首相,以门下侍郎、中书侍郎、尚书左右丞作为副相,撤销参知政事一职。名为三省,实则以尚书省统兼,三省合并为一。第三次,宋徽宗政和时期(1111—1117),蔡京为首相,自命太师,总领尚书、门下、中书三省要事,独断朝纲。改尚书左仆射为太宰,尚书右仆射为小宰,由太宰兼门下侍郎,小宰兼中书侍郎,均为宰相。但到钦宗靖康元年(1126),又废除太宰、小宰两职,仍由尚书左右仆射为正宰相。第四次,南宋建炎三年(1129),为尚书左右仆射正名,正式加兼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,为正职宰相。同时,取消尚书左右丞的官称,改中书门下侍郎为参知政事,作为副宰相。第五次,南宋孝宗乾道八年(1172),诏遵汉制,恢复左右丞相建制,取代左右仆射之职,并正式废除了早具虚名的尚书令、侍中、中书令的官称,参知政事仍作为宰相的副职。左右丞相的名称直至南宋灭亡而不曾变更。
  辽为契丹族建立的国家,地处中国北方,其宰相制度也反映了鲜明的民族特色。辽统治的地域,既有契丹族人民,也有汉族百姓,因此中枢机构的官制,分辽官和汉官两大系统。辽官号称北面官,汉官号称南面官。在北面官中,又分设北宰相府、南宰相府两大机构。北宰相府的宰相称为北府宰相,权力较大,大多由萧氏后族(国舅五帐)担任;南宰相府的宰相称为南府宰相,一般由皇族耶律氏(皇族四帐)选任。辽世宗以后,北面官设置又发生变化,仿中原汉制,设立北、南枢密院(或称北衙、南衙),为辽廷最高行政机构。“北衙不理民”,专管军事;“南衙不主兵”,专理民政。其长官称北枢密使、南枢密使,同执国政,地位与宰相同列。辽世宗天禄四年(950)又设政事省(兴宗时改中书省),同时还设立尚书令、侍中,同为宰相之职。此外还有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参知政事,为正、副宰相。值得一提的是,宰相作为正式官称,始于辽代。
  西夏是1038年党项族所建的政权,国号大夏。1033年,西夏仿汉制设中书省,掌管行政;枢密院执掌军事,三司专理财政。其首脑分别称中书令、枢密使、三司使。立国后的第二年(1039)增设尚书令,总揽十六司政务,蕃人、汉人均可担任。其宰相官职,有相国、尚书令、中书令、右丞相等称谓。其中相国一职权大位重,大多由外戚担任,势倾朝野,为宰辅首领。
  金为女真族所建的王朝。1132年,金太宗为强化皇权,仿照唐宋之制设立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,总理军、政、民等大事。下设左丞相、右丞相及左丞、右丞(副相)。尚书省又增设平章政事(正相)、参知政事(副相),但权位不及左右丞。海陵王正隆元年(1156),废去中书、门下两省,只留尚书省,设尚书令一人,“总领纲纪”,管理百姓。下设左、右丞相各一人,平章政事两人,均为宰相。又设左、右丞各一人,参知政事两人,均为副相。这个制度终金之世而沿袭不改。
  元为蒙古族所建的政权。1260年,忽必烈称大汗后,模仿宋制,在中央设二府,一为中书省,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,称“参议府”。中书令下设左、右丞相各一人,为正宰相,均为正一品。元朝尚右,以右丞相为大。右丞相一般为蒙古人担任,左丞相为色目人担任。平章政事二至六人,左右丞各一人,参知政事两人,为副宰相。二为枢密院,总掌军事。元朝虽仿宋制,但不设三省,一般只有中书一省。此外,元朝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,至元七年(1270)始,先后三次设立尚书省理财大臣(称综理财用),六部大臣及全国行省都隶属其下,成为事实上的宰相,中书省反而丧失实权。以后又正式废去尚书省而不再设置。元朝还设有内八府宰相,专司王朝晋见朝觐之事,相当唐宋礼部大臣,但不是执政的宰相。特别是元顺帝以后,宰相迁拜无定制,宰辅人员甚滥。
  明朝是宰相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时代。洪武六年(1373),朱元璋称帝后,仍以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,统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官吏奏事必须先“关白”丞相,然后奏闻皇帝,丞相拥有很大权力。随着皇权专制的强化,朱元璋感到中书省权力过大,妨碍皇权垄断,更不利朱氏后代的统治,于是就采取“削刺拔钉”措施,向中书省和宰辅开刀。洪武十三年(1380)正月,朱元璋以“谋不轨”和私通蒙古罪,诛杀左丞相胡惟庸,并罢中书省,分相权于六部,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奏事,面受圣旨,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统摄军事,但大权始终牢牢地操纵在皇帝一人之手。又下谕宣布永远废除丞相: “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,臣下敢有奏请者……处以极刑。”①朱元璋既专制皇权,又收回相权。但皇帝一人毕竟精力有限,天下事无法一人处理。洪武十五年,朱元璋又仿宋制,设华盖殿、武英殿、文华殿、文渊阁、东阁等大学士,选择几名文人担任其职,充当秘书和顾问,协助批阅奏章。明成祖时,翰林院编修、检讨等官入值文渊阁,参与机务,逐渐发展为“内阁”,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办理政事。因官署设在午门内,故名内阁。此时内阁不置属员,不得专制百官。宣宗开始,内阁权力渐重,大学士品阶、官职日隆,多兼任尚书、侍郎等,直接替皇帝起草诏书,批签奏章,协办军国大事,皇帝只得依照内阁意见画旨而已。到明世宗朝,大学士朝位班次,俱列六部尚书之前,虽无宰相之名,却有宰相之权。内阁大学士多则六七人,少则三四人,时称“辅臣”,首席大学士称“首辅”、“首揆”或“元辅”,主持内阁大政。到嘉靖、隆庆时,内阁已成为最高中枢机关,且首辅权力远远超过次辅。
  清朝是满族入关建立的政权,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,宰相制度也带有封建末世的特点。清代的宰辅演变情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,清代早期,军和政两大权力机构分立。统管军事的是八旗总管大臣,执掌政务的有议政五大臣、理事十大臣。清太宗时设内三院(内秘书院、内弘文院、内国史院),各置大学士一人,处理国家政事。顺治时全国统一,继承明制,改内三院为内阁,成为行政中枢,设内阁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,满汉各有人选入阁,共同协议,“掌钧国政,赞诏令,厘宪典”。大学士们还分别兼领六部尚书官衔,柄权实职,总理国家政务,与负责军事大权的“议政王大臣”一起参商,共执国政。议政王大臣是由满族亲王、贵族组成,统管八旗军队,名声显赫,地位在内阁之上。第二阶段,康熙皇帝时,把翰林学士集结在内廷南书房,组成秘书兼顾问班子,直接承旨,为皇帝起草诏书,宣布政令,出谋建言,称为“南书房行走”。积久成制,形成了内廷和外廷两套班子,内阁政事被分散,内阁权力被削弱。第三阶段,雍正七年(1729),为平定准葛尔叛乱,处理紧急军务,在内廷设军机房,由怡亲王允祥、大学士张廷玉、张廷锡主持工作,后改名军机处。长官有军机大臣、军机大臣上行走。首脑都称“领班”或“首相”。成员无定额,一般由三至五人组成,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、侍郎中“特旨召人”。乾隆二十一年(1756),梦麟入军机处,因官品低、资历浅,被称为“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”。军机处的职权由初期的处理军情急务演变为“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,常日侍值,应对献替”,集军政大权于一体,不仅侵夺了议政王大臣的权力,也取代了内阁的地位。大学士徒具虚衔,只有兼军机大臣者方能预闻政事,内阁成了传达诏令、发布公文的名义机关。军机处的建立,反映了封建专制权力的高度集中,皇权的极端强化。皇帝通过军机处,乾纲独断,总揽军政大权,不仅“议政王大臣会议”和内阁被剥夺了参决军政大权的资格,即使军机大臣也是“只供传述缮撰,而不能稍赞画于其间”,大大丧失“统领百官,总理万民”的权力,完全按皇帝旨意行事,成为俯首听命的工作班子。可以说大清王朝取消了历代各朝一切宰相制度。封建皇权达到登峰造极,封建王朝也走向末世。宣统三年(1911)年,正式废内阁和军机处,代以责任内阁,设内阁总理大臣、协理大臣处理政务。但不久武昌革命炮声震天,清廷大厦倾覆,“皇冠落地相鵰尽”,相权随皇权一起寿终正寝了。

张哲永